i2c-core驱动安装问题的解决方法

一些USB设备的驱动模块需要i2c-core驱动的支持，但我在编译i2c-core.ko时遇到了一点问题。
我使用的是slitaz linux，内核版本是2.6.25.5，安装编译好的i2c-core.ko时提示"unknown symbol".
分析原因是i2c-core.c中使用了一些只在i2c-boardinfo.c定义的变量。
修改方法：
把i2c-core.c中的 #include "i2c-core.h" 改为 #include "i2c-boardinfo.c"，然后重新编译i2c-core模块，使用新生成的i2c-core.ko，即可正常安装。
i2c-core驱动模块正确安装后，USB相机驱动可正常安装使用。

Linux系统信息查看命令大全

系统
# uname -a # 查看内核/操作系统/CPU信息
# head -n 1 /etc/issue # 查看操作系统版本
# cat /proc/cpuinfo # 查看CPU信息
# hostname # 查看计算机名
# lspci -tv # 列出所有PCI设备
# lsusb -tv # 列出所有USB设备
# lsmod # 列出加载的内核模块
# env # 查看环境变量

资源
# free -m # 查看内存使用量和交换区使用量
# df -h # 查看各分区使用情况
# du -sh <目录名> # 查看指定目录的大小
# grep MemTotal /proc/meminfo # 查看内存总量
# grep MemFree /proc/meminfo # 查看空闲内存量
# uptime # 查看系统运行时间、用户数、负载
# cat /proc/loadavg # 查看系统负载

磁盘和分区
# mount | column -t # 查看挂接的分区状态
# fdisk -l # 查看所有分区
# swapon -s # 查看所有交换分区
# hdparm -i /dev/hda # 查看磁盘参数(仅适用于IDE设备)
# dmesg | grep IDE # 查看启动时IDE设备检测状况

网络
# ifconfig # 查看所有网络接口的属性
# iptables -L # 查看防火墙设置
# route -n # 查看路由表
# netstat -lntp # 查看所有监听端口
# netstat -antp # 查看所有已经建立的连接
# netstat -s # 查看网络统计信息

进程
# ps -ef # 查看所有进程
# top # 实时显示进程状态

用户
# w # 查看活动用户
# id <用户名> # 查看指定用户信息
# last # 查看用户登录日志
# cut -d: -f1 /etc/passwd # 查看系统所有用户
# cut -d: -f1 /etc/group # 查看系统所有组
# crontab -l # 查看当前用户的计划任务

服务
# chkconfig --list # 列出所有系统服务
# chkconfig --list | grep on # 列出所有启动的系统服务

程序

# rpm -qa # 查看所有安装的软件包

(转)脑筋急转弯18题

第一题：
　　问：一个永远只要你对她负责，她却永远不对你负责的是什么？
　　答：二奶
　　错：银行。离柜概不负责，只是她不对你负责，要是你多取多拿，她还是要对你负责的。
　　
　　
　　第二题：
　　问：腐败多发地点在哪里？
　　答：有权力的部门
　　错：主席台
　　
　　
　　
　　第三题：
　　问：外面看着豪华、干净，实则市宽衣解带、藏污纳垢的地方是哪里？
　　答：公厕
　　错：演艺圈
　　
　　
　　第四题：你每天都在想，但是说了你又不相信的是什么？
　　答：中了500万
　　错：事实真相
　　
　　
　　第五题：
　　问：说起来和你时时刻刻密切相关，但是需要时看不见找不着的是什么？
　　答：空气
　　错：相关部门
　　
　　
　　第六题：
　　问：你认真的准备，费了很大精力，因为别人的不小心你进去了，结果发现还有吸毒青年和你为伍，请问是什么地方？
　　答：看守所
　　错：公务员队伍
　　
　　
　　第七题：
　　问：左手拿大喇叭说迷药效果良好，右手拿大喇叭痛斥迷药危害的是什么？
　　答：江湖骗子
　　错：CCAV
　　
　　
　　第八题：
　　问：女娲要是在当代，补天会用什么材料？
　　答：还是五彩石
　　错：肾结石
　　
　　
　　第九题：
　　问：比上大学还贵的是什么？
　　答：出国留学
　　错：幼儿园
　　
　　
　　第十题：
　　问：为什么有人从几千米高空直接跌落到千米左右，都面不改色？
　　答：是在飞机里或者是跳伞
　　错：他们是中国股民
　　
　　
　　第十一题：
　　问：在医院里，病人比得病更痛苦的是什么？
　　答：高额药费
　　错：医生不知道病人的病在哪里。
　　
　　
　　第十二题：
　　问：某人第一个月拿1000元工资，第二个月拿700，第三个月拿500，请问工资是降低还是增长？
　　答：降低
　　错：负增长
　　
　　
　　第十三题：
　　问：一人有100万，另外一人有0元，请问这个人是不是穷人？
　　答：是
　　错：叫待富
　　
　　
　　第十四题：
　　问：老板叫你卷铺盖走人，意味着什么？
　　答：失业
　　错：下岗
　　
　　
　　第十五题：
　　问：全副武装的人与手无寸铁的人进行激烈的搏斗，是什么情形？
　　答：抗日时期战斗情形
　　错：城市管理者执法
　　
　　
　　第十六题：
　　问：有人说脱了衣服是禽兽，穿上衣服是什么？
　　答：教授
　　错：衣冠禽兽
　　
　　
　　第十七题：
　　问：你只会有10平米的房屋，邻居从90平米换到190平米，请问你的居住面积有没有增加？
　　答：没有
　　错：你的平均住房面积增加了50平米。
　　
　　
　　第十八题：
　　问：明明知道你口袋里只有5元，却弄一大堆数据忽悠说你实际真的有10元的是什么？
　　答：骗子
　　错：统计局

避免肥胖的16条法则

一、身边可准备一些低热量而又可满足咀嚼欲望的食物，像小黄瓜和胡萝卜。

　　二、多喝水。水对身体有益，又可充填胃部，使你少吃一点。

　　三、可用柠檬、莱姆果汁代替酱油、食盐和会令人发胖的豆瓣酱、胡椒等佐料。

　　四、选择比较适合你的减肥食谱，否则才开始实行两天，就消受不了，半途而废。

　　五、要预先控制好每餐食物的分量，免得为不愿剩下而吃多了。

　　六、用小的餐盘和碗，会感觉吃得较满足。

　　七、给自己订一个减肥奖励办法，比如说，每减轻2公斤，就要买个小礼物或看场电影什么的，有了这个诱因，你会更愉快地继续瘦下去。

　　八、参加餐会之前，先多吃点莴苣或其它蔬菜；等大餐端上来的时候，会比较不动心。

　　九、培养一些嗜好，像编织毛衣或摆花弄草等，使你在食欲大作时，可以转移注意力。

　　十、认真地把你每天吃下的食物热量做成统计表；逐步剔除掉那些"危险"的小点心。

　　十一、尽量吃鸡肉、鱼、牛腱肉来代替猪肉，这样吃既健康又不易发胖。

　　十二、一日三餐的饮食量要均衡，免得你会以前一餐吃得少为借口，使这餐又过量了。

　　十三、坐在一张摆设齐全的餐桌前进食。吃的时候故意起来走动几回，一方面影响食欲，一方面拖延吃饭的时间。

　　十四、当别人想勉强你吃什么的时候，要练习斩钉截铁地说："我不爱吃这个。"不要不好意思地说："我在节食，最好不要吃这个。"

　　十五、尽量细嚼慢咽，享受食物的美味。

十六、早餐/中餐/晚餐，应该是倒金字塔的关系。

对三十年来中国高速增长的制度经济学解释――张宇燕

对三十年来中国高速增长的制度经济学解释――张宇燕
斯密定理、奥尔森条件和改革开放：对三十年来中国高速增长的制度经济学解释

张宇燕/文（原载《文景》2008年第九期）
　　
　　本文只是一个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逻辑分析框架。它主要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解读了经济长期增长需要具备的一般条件，准确说是给出了一个成就经济长期增长的命题。至于这种高度简约的论述或概括能否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与进程相吻合，自然还需要一系列检验与印证。
　　
　　时至今日，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整整三十年，其成就可谓举世瞩目，其功绩足以彪炳史册。三十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开宗明义，把改革开放的目标定位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基本思想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得到了深刻的、反复的阐述。如果用经济学语言加以表述，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就是促进和维持经济的长期增长，准确说是保证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的稳定快速持续增长。如何维持经济长期增长，自经济学产生伊始便成为了一个永恒的核心问题。尽管涉及此问题的论述甚多且时间久远，比如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已有专篇《货殖列传》，但系统地讨论经济增长的始作俑者，应该讲还是两百多年前出版了《国富论》的亚当・斯密。
　　
　　斯密此书的全名，叫《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斯密当时提出的两个最为基本的问题是：国民财富究竟从哪里来，以及财富的本质是什么。这两个问题归结为一点，便是经济增长之源泉及其实现条件。虽然《国富论》洋洋洒洒数十万言，但斯密对增长之内在逻辑的解释与归纳却言简意赅，那就是：经济增长滥觞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因于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加强；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加强来源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如果删繁就简，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个促成经济长期快速增长模型：市场规模扩大→分工和专业化加强→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再进一步简化后，我们便看到了被经济学家称之为"斯密定理"的命题：经济增长取决于市场规模的扩大。
　　
　　让我们假定，某人在单位时间内原本只能生产一件产品，在劳动强度大体不变时，现在可以生产两件了。这便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即单位时间的产出量增加。由此，他的收入水平相应地也会提高，至少是提高的可能性更大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经济增长，一般不会产生任何歧义。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劳动生产率又是如何提高的。我们已经知道，斯密的回答是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加强。为了说明分工和专业化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斯密特别地举"扣针"（也就是缝纫所用之针）生产为例。
　　
　　扣针虽小，但在斯密那个时代，一个劳动者，如果没有受过相当的职业训练，又不知如何使用生产扣针的机械，那么即使他竭尽全力地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来。然而在生产扣针的流程被分解成大约十八种操作或工序之后，情况则大不相同了。在一个只雇佣十几名工人的小扣针工厂中，每个工人只担任两三种操作。虽然其机器设备十分简陋，但他们经过勤勉工作，每人每天可制成的扣针数量高达四千八百枚。对此斯密感叹道："凡是能采用分工制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制，便相应地增进劳动的生产力。"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分工和专业化又是如何演化出来的呢？按照斯密的逻辑，是市场规模扩大引发了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加强。而这其中的机理又何在呢？假定有一个只有三户人家的村庄。由于人手少，为了生存他们必须个个都多才多艺，不仅要会种庄稼和蔬菜，亦必须会喂牲口饲养家禽，也要会种棉花兼代纺纱织布做衣服，还要会盖房子烧饭理发制作农具，等等。即使这三户人家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分工和专业化生产，那也只能是非常有限的或粗糙的，因为人太少了。然而，当村民户数由三户增加到三百户人家时，情况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人口的增多，不难想象，村子里就可能出现餐馆，理发店，铁匠铺和裁缝屋，还可能有其他形形色色的生产或服务的"专业户"。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人的数量上的增加实际上就等同于市场规模的扩大。这里，我们开始见识了市场规模如何促进和深化分工的内在机理。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技术进步其实就是分工和专业化的一个派生结果。
　　
　　表现为人口增加的市场规模扩大为何会促进分工和专业化呢？这其中的关键点在于，市场规模扩大将会催生或增加潜在的"得自贸易的收益"。只要两个人（这可以轻易地拓展到两个企业或两个国家）在生产相同的两种商品时劳动生产率不等，他们各自只生产劳动生产率相对高的商品并彼此交换，其获得的两种商品的总量均会大于他们同时生产两种商品时的总量。在此分工和专业化生产过程中双方多获得的商品量，便是经济学家最为关注的"得自贸易的收益"，其含义与李嘉图两百年前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首创的"比较利益"概念等价。显而易见，随着人数的增加，人们之间潜在的"得自贸易的收益"就会随之、甚至会更高比例地增加，从而"诱致"出分工和专业化，并最终推动了经济增长。也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斯密和李嘉图都成为了鼓吹自由贸易的旗手。当然，他们坚定地主张自由的国际贸易，在相当程度上也和服务英国新兴商人阶级之利益有关。
　　
　　除了和卷入分工与交易过程中来的人数多寡有关外，市场规模的大小也和特定区域内人口的富裕程度相关。人口拥有的购买力的大小，特别是他们拥有的创造财富能力的大小，亦直接影响到市场规模。人口越是富足，越是具有生产性，他们创造的可交易财富就越多，得自贸易的收益就随之增加，市场规模也就越大。在此有人或许会争辩说，人们的富裕程度和创造性，反过来也取决于分工水平决定的劳动生产率之高低。换言之，市场规模与分工和专业化互为因果。在八十年前的《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一文中，美国经济学家杨格就表述过"变化以一种积累的方式传播着自身"的思想。这一观察结果又被称之为"杨格定理"。表面上看杨格定理对斯密定理构成了挑战，但实际上恐怕并非如此，因为相关关系远不意味着对因果关系的简单否定，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斯密和杨格两人之间的互补性大于排斥性。
　　
　　市场规模的扩大还有一个维度，那就是可交易对象的范围拓展。曾经被禁止交易的对象被允许交易，比如我国的房地产业，就属此类。曾经不存在的交易产品被创造出来并被允许公开交易，比如我国有价证券交易和知识产权交易的从无到有，当属此类。曾经受到严重抑制的交易得以释放，比如农民手中剩余农副产品的可以自由买卖，便属此类。曾经受到政府严格管制的行业其管制逐步放松，比如长期由原邮电部独家垄断经营的中国电信业渐渐有了多家竞争者并存，仍属此类。作为生产要素的核心内容之一，劳动力或人力资本市场的建立与成长，同样应被视为市场规模扩大的一部分，尽管有关人的"交易"在非经济学领域常常是一个敏感且富有争议的话题。
　　
　　与交易对象范围之拓展同步展开的，是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简单说，所谓经济的货币化，指的就是某一经济体中可以用货币计量、交易和结算的对象持续增加的过程，其中伴随着流通中的货币量持续、甚至高速的增长，以便适应市场规模迅速扩大的要求。经济的货币化程度高低与交易对象范围之拓展，其间的关系可表述如下：任何潜在的可交易对象最终能否成为实际的可以交易对象，以及实际交易量的多寡，取决于它能否用货币计价与结算，取决于市场交易成本的高低。此外，从某种意义上讲，放松对商品与服务价格与数量的政府管制，亦可成为经济货币化的另一项内容，尤其是当这种管制因严重扭曲了价格而极大地错配了资源的时候。顺带指出一点，市场规模的扩大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之间互为因果的关系，还可以对物价水平变化做出解释：当货币发行量增长速度不变时，市场规模扩大或货币化程度提升的速度放慢，整体价格水平势必上升。这意味着治理通货膨胀的途径之一，至少从中期看，在于扩大可交易对象范围并提高其货币化程度。
　　
　　这里有一个我们一直在谈论却没有明确定义的核心概念：市场。按理说，我们应该在一开始就把市场加以定义。但有些重要的概念就是这样，只有在做了相当多的理论铺垫后才能够界定。所谓市场，无非是指那些使交易得以顺利进行的制度安排，其中特别要紧的是那些由政府确立和实施的、与财产权保护和契约执行密切相关的制度安排。鉴于特定制度安排的覆盖面或适用性总是有边界的，因而那些能够使交易得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的制度安排，或者那些使更为有效的制度安排的覆盖面和适用性得以拓展的有目的行为，其结果都会促进市场规模的扩大。换言之，促进或衡量市场规模的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或尺度，在于使有效制度安排覆盖面加大和适用性加强。所谓有效制度，无非是指使财产权和契约权得到充分保护和尊重的制度，以及那些旨在降低交易成本的、有助于形成单一或统一市场的制度。对于有效制度的讨论，将构成下文的主要内容。
　　
　　这样一来，我们对市场规模的扩大就有了一个"五位一体"且相对完整的感知：一曰，参与交易的人口数量的增多；二曰参与者创造财富能力的提高；三曰可交易对象范围的扩大；四曰货币化程度攀升；五曰有效制度安排之覆盖面的拓展和执行力度的加强。它们五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并导致了市场规模的扩大。从地理或空间的意义上看，对一国或地区而言，市场规模的扩大又可以有两种路径，一是扩大国内市场规模，二是扩大国际市场规模。
　　
　　虽然斯密定理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虽然斯密在《国富论》中也谈到了政府必须具有的职能，还谈到了交易，但市场规模与分工和专业化之间的因果联系关系的确立，也就是"得自贸易的收益"的最终实现，尚需要一系列苛刻条件，而斯密对这些条件的讨论则不够充分和细致。这些条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把市场规模和分工与专业化连接起来的交易或交换。对交易进行深入讨论的这项近似于填补空白的工作，先是由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如康芒斯七十多年前在其《制度经济学》一书中就以"交易"为基本分析单位）、其后主要是由被称之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来完成的，特别是其中的那些产权经济学家。相比之下，斯密定理中的另外两个环节，即分工和专业化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以及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逻辑关联则直接得多，同时也容易理解得多。
　　
　　如果不存在交易或交换，分工和专业化的结果将会是很恐怖的，因为那样的话，扣针的职业生产者就只能饿死。从字面上讲，交易与人的买卖行为有关。更深一步看，交易还具有"可交易性"的含义，也就是说保证商品和服务得以交易的制度条件。也恰是商品和服务的可交易性构成了分工和专业化的必要条件，而且只要市场规模足够大，其可交易性也同时构成了分工和专业化的实现条件。同时，交易又有即时交易和未来交易之分。一旦商品或服务的实际"易手"是在一段时间以后发生，契约便出现了。考虑到借贷现象和延迟支付等期货买卖如此普遍，以至于契约几乎可以成为交易的等价物，或者说，可交易性经常是由契约来最终表现的。总之，可交易性在这里扮演了贯通市场规模和劳动分工的角色。不存在具有双重含义的交易，市场规模扩大所带来的潜在比较利益便无法催生分工和专业化，从而也失去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存在价值。鉴于交易的至关重要性，尤其是考虑到保证可交易性本身也是有成本的，故相关的分析又叫做"交易成本经济学"。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和马斯腾两人还专门编写过一本叫做《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书。
　　
　　作为分工和专业化前提的可交易性，其存在的制度条件又是什么呢？答案是财产权，包括财产权的界定、财产的保护和对契约的尊重。当财产归属不明晰、财产可以被任意剥夺、契约可以随便撕毁时，根本就不可能会有什么交易。财产权之所以极端重要，在于它为可交易性奠定了基础，在于它浓缩了人类的社会关系，从而成为人类生活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在《论公民》一书中，17世纪英国哲学家、也是斯密的前辈同胞霍布斯，就曾把人世间所有问题的"元"问题归结为一句话："一个人怎么会声称某物归他自己而非别人所有？"这是一句充满大智慧的话。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后来的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家，都把财产权或其含义与之稍有差别的所有权当作论述的核心。
　　
　　得到保护的财产权和受到尊重的契约还派生出两个相互促进的重要功能：消除或减弱不确定性，为人类选择提供强有力的激励。如果辛勤劳动之成果的所有权归属总是含混不清，如果自我财产的安全性总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如果人们对未来缺乏较为稳定的预期，那么就不会有人真正关心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就不会有人真正努力去有效地配置稀缺资源。
　　
　　为了更好地阐释其中的逻辑，我们可以借助一下英国作家笛福在《鲁滨逊漂流记》中讲述的故事。当鲁滨逊・克鲁索独身处孤岛时，一切成本和收益都由他自己承担与享用。后来"星期五"出现了。这首先意味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同时，由于两人的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异，潜在的"得自贸易的收益"随之产生；受到巨大的潜在"比较利益"的诱惑，分工与专业化生产、或两人之间的合作，也就接近水到渠成了。然而，要想实现那些潜在的收益，还必须允许他们两人进行交易。如果两者之间是主仆关系，"星期五"就可以用他的劳动时间换取鲁滨逊施舍的食物；如果两者之间是平等关系，"星期五"就可以用他打捞上来的鱼虾，按双方商定的比例去换取鲁滨逊采摘下来的浆果。在后一种情况下，双方必须事先就下述问题达成共识：每个人的劳动所得为个人财产且不得被随意剥夺，任何交易均必须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恪守签订的任何契约构成双方的义务。否则，可交易性难以保障，交易无法完成。
　　
　　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由于契约本身的不完备性，在鲁滨逊和"星期五"两人的交易过程中很可能出现一些侵权或违约现象。鉴于两人都是利益攸关方，因此要想公正地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或分歧，就需要引入第三方来实施仲裁。在现实生活中，这第三方通常就是政府。"政府"在此指的是包括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之行使在内的广义政府。尽管有许多角度或切入点把政府被引入经济分析，比如有作为既得利益集团"俘虏"的政府，也有把经济作为管制对象的政府，但政府最重要的身份还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而在诸项公共产品中，最为根本的便是保障财产权和维护契约，尤其是要维护统治阶级的财产权与契约权。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道格拉斯・C.诺思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都从各自的视角、以自己的语言充分地论证了这一点。
　　
　　保护财产权和监督契约执行的重任一定要由政府来承担，原因在于政府是强制力或暴力的合法垄断者和行使者，在于政府作为一种"公共"机构可能或能够比个人抱有更为中立和公正的态度，在于政府统治的辖区比私人的活动范围要宽广得多。然而，也正是因为拥有如此强大与广泛的垄断性权力，尤其是行使这些权力的又都是些难免带有私心的个人，故政府也往往是个人财产和契约安全最大的潜在威胁。这其中颇有些"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味道。奥国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在《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美国公共选择理论领军人物布坎南在《自由、市场与国家》等著作中，始终都在提请读者注意政府可能对个人财产与契约权利的侵害，并想方设法使政府具有的副作用最小化。
　　
　　考虑到机构设置、制度设计、组织协调、监督执行等事项，强化产权和保障契约的成本往往是很高的。实际上，人们通常所说的交易成本，其主要部分就体现于此。同时，交易成本的高低和市场规模的大小之间又是高度正相关的。在市场规模迅速扩大的过程中，交易成本的增加同样很快。一旦引入成本与收益概念，那就意味着以最小的投入寻求最大的产出。当政府无法在特定历史时期内保护所有人的财产权和契约权、或无法一视同仁地对不同人群实施同等强度的保护时，如何最有效地使用稀缺的"制度资源"以保护财产权和契约权、并且最终实现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经济增长之目标，便成为制度经济学家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在《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我们的主要发现之一是，较之于普遍性的财产权保护而言，在历史的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下，政府对不同社会集团或社会阶层实施的财产权保护强度之差异，有可能对经济长期增长之绩效产生决定性的影响。17、18世纪西方世界的兴起原因众多，但至关重要的原因在于：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运用手中的国家机器，偏袒性地保护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权利（亦即财产权和契约权）；作为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巧合，处于那个历史时期的资产阶级，正好又是最具有生产性的阶级。为了分析和记忆上的方便，我们曾经把这一命题论证概念化为：财产权保护的倾向性先于财产权保护的普遍性。用更通俗些的话讲就是，偏袒性地保护社会中那些最具生产性的阶级或阶层或集团的财产权和契约权，实乃经济增长、尤其是经济迅速起飞的关键动力。
　　
　　在《权力与繁荣》一书中，曼瑟・奥尔森探讨了政府权力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和斯密的思路相反，奥尔森的出发点不是去寻找导致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去挖掘阻碍经济增长、准确地说是阻碍交易得以充分实现的深层次原因。在市场规模大体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要解释各国或各经济体各异的繁荣程度之变化，人们只能从它们内部的交易障碍或交易束缚方面寻找答案。奥尔森指出，一国经济上的失败，主要在于没有满足下述两个必要且充分的增长条件：一是存在可靠且明确界定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利；二是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主要来自政府的强取豪夺。"奥尔森增长条件"之中隐含的重大命题是：经济繁荣最终取决于政府权力的有效使用。在此基础上，他逐渐形成了一个可以高度浓缩其长期增长理论的重要概念，即"强化与扩大市场型政府"。在奥尔森看来，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权力去保护个人财产权、强制执行各种契约、并且其本身还受到约束而不能任意、非法地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那么这个政府便是一个"强化与扩大市场型政府"；只要这样的政府存在，经济长期增长便有了牢固的保障。
　　
　　斯密强调市场规模的扩大，奥尔森看重强化和扩大市场型政府。这表明两人都深知市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意义。然而我们还要看到，他们两人的关注点又各有侧重。斯密要扩大的主要是"市场规模"，力图增加的是参与交易的"量"。奥尔森要扩大的是"市场"，是使交易顺利进行之条件（亦即可交易性）的覆盖或适用范围不断拓展，旨在强化使"得自贸易的收益"得以实现的制度安排之"质"。斯密眼中的市场规模之扩大，更像是一种自发的市场进程，其基本动力来自于商人的牟利诉求。奥尔森则把市场规模的扩大看作是一种由政府主导的制度演进过程，为的是创造条件以使所有潜在的"得自贸易之收益"获得实现。简言之，斯密更关注的是市场规模的外延扩展，看重的是市场拓展的自发性；奥尔森则更青睐于市场规模的内涵延伸，强调的是市场扩大的人为性。
　　
　　对两人的思想做一番适当的整合、再辅之以一些相对枝节性考虑之后，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较为高度互补的、逻辑连贯的、解释力较强的经济长期增长模型：市场规模扩大→潜在的"得自贸易的收益"出现或增大→得到政府恰当保障的财产权和契约权→交易成为可能→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加强→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正是在这个模型中，斯密的"无形之手"和奥尔森的"引导之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出于简洁的考虑，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之为"斯密－奥尔森定理"，或"斯密－奥尔森增长"。
　　
　　鉴于"斯密―奥尔森增长"模型所表达的逻辑关系高度抽象，从而舍弃掉了不少枝蔓，故在这里还需要补充说明几点，以求丰富和细化我们对经济增长的理解。首先，"斯密―奥尔森增长"中的各个逻辑关节点，其间的关系并非全都是单向的因果关系。经济增长既可能是市场规模扩大的结果，也可能是使市场规模得以扩大的原因。以得到政府恰当保护的财产权和契约权为标志的有效制度安排，其覆盖面与适用范围的延展，其执行力度的加大，既是市场规模扩大的条件，同时也是市场规模扩大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次，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当财产权与契约权的保护强度对不同阶级或阶层而言存在不均匀分布时，很可能会有更为耀眼的、或是更为暗淡的经济长期增长之绩效。换言之，一旦社会中最具有生产性的阶层或群体之权利得到了带有偏袒性的保护，则经济长期增长目标实现的概率就会更大些。反之反是。再次，财产权和契约权保护力度和广度的加强与扩展，势必促进公平竞争，从而有助于细化分工并最终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最后，谈论市场与政府（或国家）之间关系者众多，远不止奥尔森一个。比如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关注的焦点便在于此。本文以奥尔森为代表，原因主要在于他的观点鲜明，逻辑清晰，论证有力。
　　
　　对于一个初始状态为与世隔绝、资源或要素主要靠计划配置、建立在自愿契约基础上的交易受到多方限制、市场规模被严重挤压的巨型经济体而言，一旦参照"斯密－奥尔森增长"之逻辑，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通向长期经济增长之路径所在。这一路径的目标是通过扩大市场规模来实现经济长期快速增长，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重要的手段在于保障财产权和尊重契约，并以此来促进交易和收获随分工和专业化而来的贸易收益。至于这一寻求长期快速增长之历史进程的起始点之所在，则主要取决于特定经济体"起飞"时的初始条件，特别是与当时的政府之财政状况、国内利益集团格局和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环境等因素高度相关。当政府面临重大财政压力以至于难以兑现其充分就业和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等承诺时，当中央计划体制的决策者们拥有充足的政治资源且没有任何历史包袱时，当世界上其他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已经启动改革进程并开始取得某些进展时，当美苏两霸之间竞争日趋白热化进而自身无形中成为一种被争取的力量时，启动并实施改革的条件也就成熟了。
　　
　　分析至此，"改革开放"在中国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也就凸显出来了。最概括地讲，中国过去三十年所从事的改革开放事业，至少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是沿着一条较为典型的"斯密－奥尔森增长"之路前行的。"改革"，作为一种意义深远的制度进步，界定、保护了财产权和契约权，并且拓展了有效制度的适用范围，从而为市场规模的扩大或使受到压抑的市场能量得以释放奠定了基础、甚至直接扩大了市场规模。"开放"，作为一项深谋远虑的政策，一方面直接扩大了中国的外部市场，让中国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来最大化其自身的比较利益，让尽可能多的中国企业成为国际分工与交易的受益者；另一方面，打开国门本身也促进和深化了改革。站在今天的历史坐标上我们不难发现：无论从内部容量还是外部尺寸看，中国的市场规模都得到了空前的扩大，分工和专业化皆因日趋有效的产权制度之实施而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并以此为基础，技术进步得到了实现，劳动生产率得以大幅度提高。总体而言，中国经济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或如林毅夫、蔡�和李周三人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所关注的现象，其背后的机理便在于此。
　　
　　需要解释的是，学术界对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计算争议颇大。三年前《经济研究》月刊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论文指出，1979年-2004年间，中国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年均仅增长百分之零点八九一，对同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百分之九点四六。两位作者（郭庆旺和贾俊雪）的基本结论是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高投入，而非技术进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然而，按照Haiyang Deng, John Haltiwanger和Robert McGuckin在《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作用与结构调整》一文中所做的估算，在1995年-2004年间，中国大中企业年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百分之二十点四，全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百分之七点三。同期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百分之二点四，欧盟十五国增长百分之一点四，日本增长百分之二，印度增长百分之三点九。尽管上述数据难以覆盖整个改革开放三十年，尽管不同学者或机构对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计算结果存在差异，但总体而言，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之间，应该讲存在着密切的因果关系。至少从逻辑上看，在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人均产出以及人均收入的持续且大幅度增长，只能来自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针对的是实行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中央计划经济。公允地讲，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目标，同样是要实现分工和专业化，同样含有扩大"交易"（交换）规模的倾向，同样是要寻求经济长期稳定快速增长。计划经济体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它与"斯密―奥尔森增长"之间的吻合度高。鉴于人类的理性毕竟是有限度的以至于任何计划都必定是有缺陷的，鉴于计划经济体制提供的激励在长时段内难以持续，鉴于贬抑货币在计价与结算中之重要功能的计划在施行过程中引发的交易成本甚巨，故"计划型增长"的可持续性便出现了问题。
　　
　　以上所论述的，只是一个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逻辑分析框架。它主要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解读了经济长期增长需要具备的一般条件，准确说是给出了一个成就经济长期增长的命题。至于这种高度简约的论述或概括能否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与进程相吻合，自然还需要一系列检验与印证。不过这项工作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除了给出带有一般性的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之外，这里还有一个中国改革开放的"特殊性"问题，也就是"中国特色"问题。三年多前，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雷默在其题为《北京共识》的长篇报告里集中讨论了这一问题，并得出结论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走的是一条完全与众不同的道路。看来我们在此遇到了一个绕不过去的逻辑难题，即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中国三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改革开放吻合了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逻辑密不可分。同时，中国市场规模之扩大的途径与步骤又确实是举世无双。这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是由一项项具体政策措施、法律法规、管制条例等制度构成的，内容繁杂，时分先后。由此便出现了"制度组合"、"时机把握"与"实施顺序"问题。所谓"中国特色"，从狭隘的经济学角度看，大致集中体现于如何处理它们。当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顺序、做正确的事，不仅需要智慧和勇气，有时恐怕也需要直觉和运气。
　　
　　2008年7月12日（张宇燕，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

两句话

当一个人不怕的时候，他才可能走的很远。

“谁消费我的产品，我就要把他研究透。一天不研究透，我就痛苦一天。营销是没有专家的，惟一的专家是消费者。你要搞好的策划方案，你就要去了解消费者。” 　　——史玉柱

(转)中关村崩盘前夜，靠欺诈还能繁荣多久？

中关村"繁荣"的景象背后，正在酝酿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以诚信为本的商业信条已被越来越多的商家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以透支诚信为代价的欺诈经营，并已被演义得日渐熟练且自成体系。
中关村"繁荣"的景象背后，正在酝酿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以诚信为本的商业信条已被越来越多的商家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以透支诚信为代价的欺诈经营，并已被演义得日渐熟练且自成体系。
少数诚信不好的商家对一个商圈的影响是有限的，但当非诚信经营成为大多数商家的共同选择时，便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个群体所赖以生存的商业基础。
　　2008年，随着IT冬天的来临，经销商正在承受着越来越重的生存压力，而这种压力正在被商家试图以抛弃诚信的方式转嫁给消费者。而这饮鸩止渴的行为也进一步加速着自我毁灭的进程。
　　中关村正在遭遇自建立以来最黑暗的时刻，以电脑城为基础的商业形态在这个冬天经历着最为严厉的考验，在3C、连锁等商业形态的进逼之下，中关村等待着一次浴火重生。
　　输掉的官司
　　"我万万没有想到，板上钉钉的官司竟然输了。"王银波手里拿着判决书，满脸无奈。
　　2008年9月10日，消费者王银波收到了北京海淀区法院的民事判决书，针对王银波状告北京神州想联科技有限公司价格欺诈一案做出一审判决，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
　　对于王银波来说，这个结果多少有点讽刺意味，一方面自己现在是一家网络公司的运营总监，也算是IT圈里的人，另一方面自己十年前也曾经在中关村一家IT公司工作过近两年，算是对中关村比较熟悉了，可尽管有这样的资历，买电脑还是栽了跟头。
　　三个月前的6月15日，受小舅子的委托，王银波去中关村买一台笔记本，在位于中关村的北京想联科技有限公司内发生了如下的一幕。
　　"想联公司的工作人员向我介绍了一款三星笔记本，价格是5000元，我提出先看配置再付款，但是他们说先付款才能快一点拿到机器，我就支付了5000元现金。"王银波称付完钱之后，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了。
　　想联公司的业务员先是称这台三星笔记本运行速度慢，而给他推荐了另一款DELL的机器，而条件是需要再增加四百块钱，王银波想想可以有更高的配置，于是答应了，对方也很快为这台DELL的机器装好了系统，王银波也随手在服务确认单上签了字。而回到家中上网一查型号，王银波吸了口凉气，DELL这款机器网上的报价最高的三千四百元，最低的只有三千元。
　　这明显是被人坑了，愤怒的王银波立刻去找商家退货，提出不但要退货，而且要双倍赔偿。为了更加有把握，王银波甚至专门请了两位律师一起前往。然而想联公司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了王银波的要求。
　　"后来他们说给我一块U盘了事，我没同意，他们又提出可以给个40G的移动硬盘，但我怎么可能答应"。王银波回忆，由于双方没有达成协议，电脑城的管理部门介入，表示："他们卖多少，那是他们自主决定的，我们不管，你如果说他们欺诈，那你就要拿出证据。"这让王银波确信电脑城明显和这些人是一伙的。遂决定用法律手段解决。
　　6月下旬，王银波通过律师将想联公司告上法庭，理由是价格欺诈。"傻子都看得出他们是在骗人，我坚信法律会给我一个说法。"为王银波说。
　　在支付给律师4000块费用时，他坚信自己能赢得这场官司，并且这个费用最终还得商家来出，那时他最担心的是，一旦自己胜诉，对于这样的商家，执行会不会有困难？
　　然而，事实证明，王银波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他是败诉的一方，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他的诉讼请求。
　　接到判决书，律师说如果要再上诉的话，不要再掏律师费了，可以再试试，王银波对此却心灰意冷。"这次败诉了，自己也没什么想法了，挺无奈的，也不想折腾了。"王银波淡淡地说。
　　虽然输了官司，小舅子的笔记本还得重新买，有了前车之鉴，王银波第二次买笔记本选择了某全国连锁3C卖场，"中关村电脑城打死再也不去了，哪怕多花点钱也买个心理踏实。"王银波说道。
　　"我在网上看到了很多类似的案例，最后都不了了之，我本来想通过这件事（胜诉），让大家对中关村有信心。现在想想，觉得自己挺幼稚的，要是在工商局工作可能能解决好，我们这些平头百姓根本就无能为力。中关村再也不值得信任了。"王银波沮丧地说。
　　探访中关村
　　9月20日，下午两点，笔者专程探访中关村某电脑城11层，整个楼层中看不到几个消费者，而各个店面的销售人员却有几十人站在各家门口，一旦有客人从自己门口走过，便上去热情邀请，吆喝声此起彼伏。
　　笔者随意走进一家店面，店员立刻端上杯热水，询问需要什么机器，笔者假装要买一台数码相机，与店员周旋。
　　而在店面的一角，一个学生打扮的女孩坐在沙发上，已经哭成泪人，三四个店员围坐在女孩周围，女孩不时情绪激动，大声哭起来，嘴里嚷嚷着："我太傻了，就相信你们了，反正这两个镜头我不要了。"
　　店员们木然地抽着烟，当听说女孩提出退货时，一个店员冷笑一声，说道，你想都别想。另一个店员则好像好声劝慰。女孩哭声时断时续，但哭声依然很大，一个店员大概担心影响生意，对着门口放音乐的同事吼："音乐声再调大些。"立刻，店内的哭声人声统统被巨大的音乐声淹没。
　　忽然，又一对年轻情侣夺门而入，指着一个店员说："算你狠，这个价格你都敢卖。"随即找到一个座位坐下来，掏出一个相机，放在桌上，等待处理。一个店员迎过去问怎么了，年轻人情绪激动的说，别人卖一千二的相机，你们卖给我二千五百块钱。还没等说完，店员扔下他扭头自顾忙去了，年轻人坐在椅子上干坐着，忽然看见了旁边还在不断发出哭声的女孩......
　　笔者从电脑城11层下楼梯到10层，楼道的两侧排满了IT卖场，过道上同样站满了翘首等待的销售员。
　　一家店面内，110的pol.ice正在处理一起买卖纠纷，一位小伙子情绪激动地在给pol.ice讲述自己的遭遇。
　　"我和女朋友来电脑城想买个DV，问他们有没有这个机型，他们说有，然后就给我拿来了一个盒子，问我说你看是不是这个机子，我看了看盒子外面，看不清楚，就随手打开了盒子包装，但是他们就说，你打开了包装，只能买了，不买就不能走。"小伙子说着已经眼睛含着泪，"这哪是在做生意，不买东西还不让我走了，就是强买强卖。"
　　与小伙子态度不同，卖东西的女店员倒是一副讲道理的口气，她也向pol.ice阐述了自己的说法。
　　"他说要这款机器，我们家没有，于是向别家公司调的货，他要是不买的话，我还可以给人家退回去，但是他却打开了包装，这样我们就没法给人家退了，我跟他说，你把包装都拆了，所以这个机子我们也给你个公道价格，你买了大家就算了，他还不愿意。"女店员说道。
　　顺着小伙子所指，可以看到，与正常的外包装封条贴在盒子开口的最关键和最醒目的地方有所不同，这个盒子的一个封条十分隐蔽地藏在开口舌头的下方，而关键的开口处却没有封条，在花哨的外包装下，十有八九的人都不会发现这个封条的存在，而会随手打开包装。
　　"一是你没有告诉我这个盒子没有打开，也没有提醒我这个盒子不能打开，而是让我感觉这个盒子是开开的，同时，照你的说法，难道我们连看机器的机会都没有，只能通过一个盒子就必须确定买还是不买？"小伙子争辩道。
　　"反正包装是你拆开的，你今天就必须买。"女店员说道。
　　110pol.ice听着双方的争执，看了看盒子，研究半天，对双方表示，没有办法解决这种纠纷，你们还是找物业管理方吧。物业赶到，一面客客气气送走了pol.ice，一面把双方当事人带到了调解室，笔者也以"看看"为由，一路跟了下去。
　　到了物业处，电脑城的调解人员询问完事情经过后，把小伙子拉到一边，劝，"你反正也是要买DV，现在你又打开了人家的包装，不如我去查询一个价格，看他们出的价格是否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你不如就买下算了，机器总是要买的么。""我们的同事态度不好，你不要介意，我们这可是新机子，你再仔细看看。"一同下到管理处的女店员的同事―高个子的光头青年，此时面带微笑地说道。
　　小伙子此时显然是被说动了，对光头青年诺诺地说，你这样说话，人还是能接受，做生意嘛，不能说必须买你的机器，不买就不能走人。
　　电脑城市管理者理人员出去一会儿回来说，我查过价格了，他们卖给你的价格一点都不高，绝对没有问题。
　　一场纠纷就此达成协议，小伙子还是以最初的价格买走了这款机器，商家又出了一个机器，电脑城又解决了一次纠纷。
　　成熟的模式与完整的系统
　　"在中关村发生这种被骗的事情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包括我们也在转型。"已经在中关村混迹了五年的宋强对此不以为然，从店员开始做起，一直到现在的店长，宋强对中关村发生的事情已经见怪不怪了。
　　所谓转型，既如文章开头王银波的遭遇，消费者在去电脑城之前，已经在网上查询并确定了自己想买的机器，而且对于价格也十分了解。对待这样的客户，商家一般首先会报出一个较低的价格，以此为诱饵，吸引客户到达楼上的店面，随即便伺机给客户推荐另一款产品，利用客户对这款产品不熟悉的特点，然后以远远高出市场价的价格卖给客户，这样，就完成了一次转型。
　　"现在这都是公开的秘密了，只是与前几年相比，现在很多公司的做法的确挺疯狂的。"宋强说道。虽然坦陈自己也"转型"，但是也只是有时候操作，而有些公司几乎单单都在转。
　　在中关村一家公司老板周丛看来，如果一个消费者来到中关村，90%人都将会被商家收罗。"一般情况下，会有20%到30%的消费者会被转型，这部分人大多对市场和行情不了解，且对自己要买的机器没有充分的把握。但如果消费者就是坚持要买自己看中的机型，那么20%到30%的人会在配件方面被商家卖了高价，如果一些客户不要配件，那么好，商家则要求消费者先交钱，而一旦交了钱，往往消费者等了半天会被告之，没有货了，一个星期后才能到货，此时钱已经没有再要回来的可能，甚至会有文身和光头的青年出现，以武力相威胁，消费者这时大多会屈服。想想看，在这重重的陷阱之下，真正能不落圈套的消费者会有几个。"
　　"对于商家而言，现在没有哪家公司是真正不转型的，这已经成为集体的潜规则。"在周丛看来，如果说之前这种欺诈消费者只是一些个别现象，那么现在这种现象已经蔓延到了整个中关村，以转型为代表的操作手法已经从一些个别公司变成了大部分公司都在参与的做法。
　　
　　"欺诈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欺诈成为一种普遍认可和操作的商业模式了，可怕的是这种非诚信经营，已经被绝大多数的商家接受并加以复制，成为了中关村的一种常态。"周丛表示，在中关村欺诈，蒙骗已经成为一套非常完整的体系和系统，对于单个公司而言，有专门拉客的，有专门谈判的，有专门摆平顾客的，甚至在公司的设置上，也会除了大厅之外，还会有单独的小隔间用来谈判和解决问题。
　　而对于整个中关村而言，这也形成了一个体系，凡是进入到这个体系的消费者，最终都可能被骗，而诉之无门。
　　在周丛看来，谁都知道这样的时日长不了，但谁都在继续转型，这种欺诈已经成为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大家都知道有完蛋的一天，但谁都忍不住要继续捞上一把。"
　　"中关村已经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时期，口碑与日俱下导致了客流减少，客流减少使得成本和收益压力增大，进而导致转型欺诈现象更加肆无忌惮，反过来又再次成为众矢之的，使更多的消费者远离中关村。"周丛说道。
　　刀手周章
　　周章不愿意别人把自己称做"刀手"，在他看来，这是个不值得吹嘘的角色，甚至有些不光彩。
　　事实上，在中关村的生态中，"刀手"有着其光鲜的一面，能被中关村圈里私下称为"刀手"的人，往往都是公司的销售精英，承担着主要的销售任务。这些人往往具有高超的销售技巧和丰富的销售经验，对客户的心理和销售的节奏能够有很强的把控力。也是因此，在公司中，"刀手"的地位往往能够做到部门经理级别，深为公司器重。
　　不仅仅如此，在中关村欺诈风盛行的今天，"刀手"也已成为公司销售中欺诈客户的主要实施者和操盘手，"刀"字本身就有暗含有"宰客"之意，他（她）能根据客户的信息迅速判断决定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宰多少，而且下手快而狠。
　　在中关村的IT公司，一般都会按照楼上楼下两个店安排，楼下店面是展示区，主要以展示产品和吸引客户为主，并不进行实际销售。楼下的销售人员主要的任务则是将客户带到楼上。而十层八层楼上一般都会比楼下大出几倍的面积，里面陈列着各种品牌的产品，这里主要进行销售，而"刀手"就是楼上的主要销售人员。
　　在中关村的"刀手"几乎家家都有一两个，而周章就是其中之一。从外地来北京已经三四年之间，从最初的一般的店面销售，经过努力成为了一名销售精英，周章也曾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如今，周章所在的公司经营产品主要以数码相机和笔记本为主，他也是公司销售人员中资历最老的一个。
　
　　"中关村的销售时间主要在早上的10点到11点之间，下午主要在1点到2点之间，现在已经3点多了，你看哪有几个人。估计今天又是个'钢圈'。"周章对今天的业绩有些郁闷，因为他的一个同事在刚刚的一次相机销售中，完成了一次转型，公司净挣了"一毛六"。
　　这里要解释下这些中关村的行话，所谓"钢圈"就代表销售为零，而"一块"代表一万元、"一毛"则代表一千元，"一分"代表一百。也就是说，刚刚自己的同事，通过转型，让一个只有两百元利润的数码相机到达了一千六百元，按照提成，他的同事这笔单至少要提成10%，即一百六十块。
　　"楼下的导购一个月还有800的底薪，拉上来一个客户成交还有35元钱的提成，而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基本工资，而是靠提成生活，因此必须特别卖力才行。"周章说道。
　　按照公司的要求，周章每个月的任务是完成流水70万，利润必须达到1.5万，且提成比例不同，如果完成一万的利润，按照10%提，如果完成1.5万以上，则按15%提。
　　周章这个月的营业额任务基本可以完成了，因为就在几天前，他刚跟一个老客户完成了一笔50万元的订单，但感到失望的是，利润只有8000块。这离他的营业额任务不远了，但是为了能有更多的提成，他还必须在随后的一些天里，再加把劲，这样才能保证3000块以上的收入。
　　"我们不想骗消费者，可是没办法。"周章在谈到欺诈的原因时说道，"我们公司70多平方米的面积，30多个员工，每天的实际开销就要在四五千，这就是说，如果每天20个单子，每个单子挣250，那么我们才刚刚保证不赔本，但实际上，现在这样的生意，一天能做几单就不错了。因此一旦有客户，就要尽可能提高利润，没有办法，大家都要生存下去。"
　　同时，周章也认为："其实也不能完全都怪商家，有时候消费者自己太贪，做生意哪有不挣钱的，他们一味地要最低价，如果按照他给的价格，只能是赔着做了，那商家还活不活？销售一生气宰他也是应该的。"
　　"现在竞争太激烈了，你看哪个客户从店里拎着东西出来，整个楼道销售看他都是异样的眼光，因为只有他自己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骗了。"周章说道，"骗别人，自己也不舒服，谁都不是畜生，也知道受骗的感受，只是没有办法而已，这个工作就是个垃圾职业。"
　　如今周章对这份工作已经厌倦了，挣不了太多钱，还要背负良心的谴责，最关键的是他对中关村的未来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这里没有黑幕，只有潜规则。中关村已经不行了，很多公司都是在赔着做，口碑越来越差，欺诈也越来越厉害，折腾不了多久了。"他说道。
　　现在周章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换个工作，他想先坚持到过年，希望能重新找到一份心安理得的工作，从此离开中关村。
　　老板的苦衷
　　找到钱刚，是因为网上的一个帖子，这个帖子称，买相机遭遇黑店，黑店的经理就是钱刚。发贴者详细控诉了自己被钱刚的公司骗掉两千多元的惨痛经历，并将钱刚的公司名称地址，乃至电话都披露在网上，希望以此曝光黑店，惩罚奸商。
　　与之前预计的一样，要采访钱刚并不顺利，电话那头听说要采访，第一个回答就是钱刚去外地出差了，等后来见了面才知道回答我电话的正是钱刚本人。
　　见到钱刚，比想象中坦率从容。"一个学生，本来就没钱，被我挣了两千，能不跟我拼命吗？但又能怎么样？"钱刚坐在店面的沙发里，平静地说道。
　　如今，钱刚在这座电脑城一共有三个店面，一楼大厅有两个店面，主要用来展示产品，吸引客户，18层的卖场则主要是销售和办公，人员有十几个。
　　在钱刚看来，中关村的经销商采取欺诈消费者的手段实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为笔者算了一笔账，他的公司三个卖场一个月总共的租金是五万，再加上销售、财务、商务、库管、电费、电话费等，如今公司每个月的成本是六万三千元。六万三除以三十天，每天的硬性成本是二千一百元，而这还没有算楼下销售和楼上人员的各20%总共40%的提成，加上提成，公司每天的销售利润必须达到三千五百元，才可以实现保本。
　　"这样的情况下，一天的毛利不上块（万），吃谁喝谁去？而要实现一天的毛利，就意味着最少我们每天必须卖八台机器，而每台机器的利润需达到一千二百五十才行，你觉得我们怎么才能完成这个任务？"钱刚反问道。
　　钱刚认为，高房租和网络是促使经销商非诚信经营的直接原因。电脑城的房租近几年开始迅速飙升，使得成本大幅攀升。
　　"几年前八千块的铺位涨到了四万，而几年前还是三万的铺位如今涨到了二十万，房租涨了几倍之多，利润却越来越少了。"钱刚表示，利润缩水主要是因为网络经销商发动价格冲击。
　　在位于钱刚18层的店面中的一角，如今已经用毛玻璃隔起了一个大约五平方米左右的单独空间，而这个空间被钱刚以每个月三千元的价格出租给了一个网络渠道。
　　"他们基本不要实体店面，在电脑城租一个办公的空间三五千块，再加上网络店面上的费用三千块钱，一共也就是六到八千块的成本，一两个人就可以开始单干。"钱刚表示，实体店面相对于这样的小的网络渠道却没有优势可言。
　　原因很简单，网络销售不需要样机、不需要库存、不需要承担高额的店面成本，"假设他们以4750元未税的价格销售，他还挣25块钱，而我们同样的机器卖到4850，还是赔钱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的成本费用高出他们几倍，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往往拿着网店给出的价格来实体店面购买，你说实体店面怎么活？"
　
　　钱刚表示，这样的网店销售商如今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群体，仅自己所在的电脑城里已经有上百家这样的网店，而中关村在线等网站的商家更是有五六千家之多。这样的网店往往挣一点就可以成交，这样的价格战也使得实体店面的生存岌岌可危。
　　"中关村(卖场)快死了，名气越来越差了。中关村要想口碑好起来，就需要一次彻底的洗牌，而洗牌最后的结果也只有15%的渠道能剩下来。现在都是在硬扛，谁能剩到最后，谁就可能留下来。"钱刚表示。
　　在他看来，更危险的是，中关村的商业逻辑也悄然发生变化，对于很多渠道商而言，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也加入欺诈的行列，以高利润维持高成本，要么就离开中关村。
　　恶性循环的根源
　　"如果说非诚信经营现象，在中关村成立之初就存在，但那时是针对企业级的，也是偶发的现象，而现在则是针对消费者的，是频繁发生的，这是与之前的不同。"一位中关村老渠道商这样说。
　　如上所说，中关村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职能和角色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以批发和行业客户为主的集散地特征正在消退，而以零售为主的中关村商业形态已经成型。在业内人士看来，零售形态中消费者更加弱势，这也是容易滋生欺诈的一个客观条件。
　　而如果要探询滋生非诚信经营的原因，不难发现，主要原因有两点：
1.成本骤升，2.利润下降。
　　"我们两年前还能维持22%的利润，现在已经降到了6%。以前我们这样的公司，过去一年挣一百万，现在平均下来也就十五万。"谈到现在中关村的形势，钱刚颇为感叹。
　　与此同时，网络导致的价格透明化也进一步侵蚀了渠道商的利润。而很多低成本网店以极低价格售卖对市场形成了最为残酷的价格打压。
　　诸多因素影响之下，渠道商日益艰难。有渠道表示，虽然销量上升了，但是利润却在下滑，因此整体而言，公司的赢利水平出现明显的倒退。
　　利润下降的同时，成本却在大幅攀升。"这两年无论是人力成本，还是店面租金都出现了大幅攀升，而尤其以租金的上涨为主。"渠道商冯涛抱怨道。
　　"中关村的房租在近几年出现了持续上涨，而最明显则是2006年之后，房租几乎是以每年15%的速度在非理性增长，我们公司四十平方米的店铺2006年租金还是70万，而到了2008年已经涨到了一百万。"冯涛说。
　　冯涛认为，房租高涨大大提高了渠道的运营成本，甚至已经超出了渠道的承受能力。在解释房租快速上涨的原因时，冯涛认为首先是电脑城对赢利预期过高，而厂商也在无意之间成为房租高涨的推动力量。
　　"在2006年之前，租铺位一般都是渠道商自己的事情，厂商并不直接参与，而之后，厂商开始介入到电脑城铺位的争夺，尤其争夺电脑城里面的黄金铺位。例如海尔提出的为渠道商承担半年或者一年的房租等等，其他厂商纷纷效仿，厂商的加入使得电脑城对赢利有了更高的预期，反向刺激了房租上涨。"冯涛表示。
　　实际上，成本升高与利润下降并非新鲜话题，而在冯涛看来，关键在于这两年两者的比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说，过高的成本和过低的利润形成了倒挂，出现了收支失衡，渠道商已经开始从最初挣钱到现在少挣钱甚至赔钱。而这也是欺诈现象发生的重要原因。
　　然而也有不同的观点，鼎好电子商场业务总监李忠晋对于不诚信的原因也有着自己的看法："即使我们调低房租，这些人还会依然存在，这种现象也会存在，关键在于人的贪欲和逐利。"他同时表示，鼎好一直在努力遏制不诚信现象的发生。但同时电脑城监管时也有现实难度，卖场并不是裁判者，现在的状况是一碗饭一百个人吃，过度竞争并不是卖场造成的。
　　也有卖场人士表示，虽然这两年房租是有上涨的现象，但将这种现象的责任推给电脑城并不合理，房租上涨主要是由供求关系决定。
　　事实上，细细探究不难发现，除此之外，欺诈发生的表象下，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是新零售势力的崛起，网络销售、宏图三胞以及国美、苏宁这样的3C卖场都对传统卖场零售业态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而其中又以国美、苏宁为突出代表。
　　近两年，IT厂商与3C卖场之间的隔阂与偏见正在逐步消解，为了能够更加融洽地合作，双方都在做着妥协和让步，来积极地适应对方。DELL、联想为代表的企业都将与3C卖场的合作看做是战略重点，并且在各方面展开合作。而3C卖场IT产品的实际销量也在大幅攀升，成为对电脑城业态冲击最大的一股力量。
　　其次是，中关村缺乏一个健康的保证公平竞争的商业机制，实际上也就是一套相对合理公正的游戏规则。这个机制的最本质特征应该是对诚信的维护和对不正当竞争的惩戒，但建立这个机制则需要go-vern-ment部门、电脑城、厂商、渠道共同搭建，但显然，这个环节明显缺失了。
　　"这（欺诈现象）其实是由工商、法院、pol.ice、电脑城、经销商共同促成的结果，这些环节在有意无意之间，为欺诈现象搭建了一个得以滋生的温床。"渠道商这句话虽然有过激的嫌疑，但却也说出了关键。
　　由于缺乏一个健康竞争的商业机制，致使很多小的商家可以乘虚而入，通过不正当的手段竞争，而大的商家的规模化优势却无法发挥出来，反倒成为公司的劣势。如一些小公司灵活，可以不开发票，可以四处炒货，这就使得整个电脑城经销商群体无法长大，大大延长了优胜劣汰的时间，从而延缓了整个行业的进化和成长速度。
　　等待中的浴火重生
　　"今年的价格战格外的严重。"英特尔中国大区销售总监李翔评论，这个时期也可以说是黎明前的黑暗。
　　事实上，业界有着更加悲观的看法，认为现在中关村渠道商已经到了最艰难的时刻，中关村也步入了最黑暗的时期。
　　冯涛对于这样的观点也表示认同，"现在的中关村已经没有可以挽回的余地了。它只能重新洗牌。"他估计，中关村现在有六成左右的商家已经是赔着做，希望扛过这个冬天。
　　然而，对于更多的渠道商而言，黑夜已经来临，而黎明还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对于将来的洗牌的结果大多仍处于迷茫中。但洗牌大体的出路业界仍然能梳理出两个方向―一种可能是电脑城的经销商大量出局，剩下少数的成规模的公司，他们为了有更大的发展，往往能在诚信方面有所坚持，最终使得整个市场的诚信环境逐步恢复。
　　另外一种可能则是中关村的客流将会大量分流，网络、社区等连锁店面逐步被大多数人接受和认可。而这个过程也将伴随着中关村这种聚集型商圈的逐步衰落，正如当年欺诈横行的很多汽车交易市场逐步被4S店取代一样。而这个过程中，国美、宏三以及美承等连锁企业往往会有更大的发展机遇和生存空间。
　　显然，这两条路中的任何一条，都没有给中关村的经销商提供一条可行的出路。对于他们而言，继续在中关村按照原来的传统方式经营已经是日暮西山，而自寻出路已是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