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27日星期五

中国一直在“补贴”西方

前些日子,我翻阅一份英国报纸,看到一幅大照片,画面是相当于伦敦"王府井"的牛津街的商场购物人流,照片说明称英国消费者重返商店显示金融危机可能即将触底云云,但仔细端详,我却发现人流中有许多华人模样的脸庞,再认真研究,更觉得这些人的穿着打扮像是中国大陆人。

后来,我先后与几位英国华裔朋友谈起此事,他们一口咬定:"没错,这些人肯定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他们还补充说,他们在中国的朋友熟人中,就有许多人借出差或旅游之机,转战伦敦各大商场,为英国经济走出衰退"做贡献"。

最近读了中国财经评论家时寒冰的博客,发现中国消费者也在为美国经济重归繁荣"做贡献"。时寒冰最近去了一趟美国,他在博客中写道,他在洛杉矶曾经"遇到一群中国去的游客,购物之多可用疯狂来形容。在一个卖箱包的商店,几乎每个从中国去的人都买两个以上的箱子,因为,他们要装下所买的商品。他们一边挑选商品一边惊诧着:'这里的东西怎么会比国内便宜这么多?!'我可以听出他们心中的不平衡。"

至于那些没有机会公款出国或没有实力自费旅游的普通中国人,知道这一事实后可能心里就会更不平衡了:因为他们只能无奈地接受中国物价的现实。

乍一听,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尽管如今中国人收入不断提升,但中国人均GDP毕竟远远低于美英等西方富国,怎么能够承受比伦敦、洛杉矶还高的物价呢?其实,如果不是我本人今年也在北京工作、生活了几个月,因而对北京物价有了亲身体会的话,我也不会相信这是个事实。

别的地方我不敢说,仅仅对比一下我长期生活过的北京和伦敦。在衣、食、住、行四个方面,北京至少在"衣"、"住"两大方面比伦敦贵,至于"行",北京的公共交通费用的确要比伦敦便宜,但在个人购车花销上,北京却比伦敦贵得多。

我这里说的"贵",并不是相对的"贵"(即某商品价格在居民平均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而是绝对的"贵",也就是说,如果英镑与人民币目前的兑换率是1:12,那么,在北京,房价和租房租金(至少在三环以内)、国际名车价格以及正规商场多数中档以上服装的价格,即使除以12,也比伦敦贵。

"食"的情况比较复杂,一般而言,北京超市的蔬菜水果、柴米油盐,如果除以12,要比伦敦便宜,但在相对价格上,则比伦敦贵或不相上下;北京有很多服务于外来打工者的廉价小餐馆,无论是绝对价格,还是相对价格,都比伦敦便宜,但稍微上点儿档次的餐馆,相对价格就比伦敦贵,而高档餐馆的价格,绝对价格都比伦敦贵。

更为匪夷所思的是,北京某些日常用品的价格,绝对价格也比伦敦贵。例如,伦敦超市洗发水的价格通常是一英镑左右,但北京超市洗发水通常都要卖15元人民币以上,名牌洗发水则在30元人民币以上。

时寒冰在其博客中如此描述他最近的美国之行:"到美国后才发现,美国除人工服务之外,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绝对价格)是低于中国的,有些商品的价差之大,有点瞠目结舌。"他对比了中国(大概指他居住的上海)和美国洛杉矶的物价:在中国一套卖3万元左右的Armani(阿玛尼)西服,在洛杉矶用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的钱就可以买到;宝马Z4的价格,洛杉矶的广告上标注的报价为29881美元,中国的价格,听一位朋友介绍,大致在50万元——80万元人民币之间……

时寒冰说的这些国际名牌商品,大概由于进口到中国要征收很高的关税,再加上运费等等,所以,在中国卖得比西方贵并不令人吃惊(尽管贵四、五倍仍然有些不甚合理);但那些纯属中国制造的商品,在中国卖得居然也比西方贵,就太令人费解了。

例如,美国一位研究中国经济的华裔学者就曾吃惊地发现,他在美国超市沃尔玛买到的中国大陆生产的质量不错的登山鞋,价格只有2.99美元,后来,他给一位中国经济官员打电话,讲了此事,对方不信,说在中国大陆出售的登山鞋,"三百块人民币买的还是烂牌子,好一点的都要一千多块。"

我今年上半年住在北京,下半年住在伦敦,这种对比更鲜明、更强烈、更真实:许多同样类型的中国产品,在英国的售价确实低于中国。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事?

那位美国华裔学者也想知道其中的原因。他询问了一位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台湾商人,这位台湾人的解释是:"中国大陆到处是欺诈,贸易商之间拖欠货款比比皆是,生产商只有提高出厂价格才能保障自己的利润;而出口就不同了,只要你和外商签订了合约,基本上你就不用担心,美国进口商给你信用状,你可以去银行抵押贷款,生产之后你发货,钱就到手了,没有麻烦,钱少赚点,但风险也小。"

对这个解释,这位美国华裔学者相信确有其理,但仍感并非全部原因,于是,他又查阅了一些中国大陆的商业流通资料,并通过其它渠道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发现了一个更让他吃惊的事实:从中国大陆运货到美国的运费,竟然比从广州运货到北京还便宜!原因何在?还是腐败:由于中国大陆铁路货运超负荷,流通商要想申请一个车皮的指标,运费之外的额外费用竟然高达五千到五万人民币之间;高速公路运输也不便宜,中国大陆媒体引述一位常年从广州送货到北京的司机的话说,广州到北京的高速公路,一路的过路费就有1400元人民币,除此以外,还要有大约有7000元人民币的额外费用,这个费用不是汽油费,也不是汽车修理费,而是无缘由的罚款和敲诈。

这些因腐败所造成的成本,自然也都被摊到产品价格中去了,最后由消费者埋单。看来,腐败之害,不仅体现在政治方面,也体现在经济方面。

中国政府这些年已经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病,所以常讲要提振内需,但效果不大,中国至今依然是一个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体。中国的内需为什么提不上来?原因很多,包括缺乏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但相对西方来说中国物价过高,至少也是原因之一。

而西方这么多年来通货膨胀一直保持着较低的水平,至少在那些有真知灼见的西方学者看来,是得益于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中国一直在为西方打工,而且是廉价打工。

上个星期,我在伦敦参加了一次新书发行讲座。这本新书的作者是两位在多年在中国经商的英国人,书名是:《China
Counting》,序言中有一句话让我深以为然:"西方舆论倾向于认为,中国一直在免费乘坐西方的消费列车,但真实情况是,中国一直在补贴西方。"

然而,即使西方的政客们意识到这一真相,但面对某些利益集团的压力,他们或者出于选票得失的短期政治考虑,或者出于保护本国制造业的短视经济理由,也会筑起"反倾销"关税的大墙,挡住来自中国的"补贴"。欧美最新一波针对中国进口商品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即为明证。

嗨,好一个里外不讨好、两头不受待见的"中国补贴"。

感动世界的中国男人

在以险著称的华山上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背负百十斤的货物,在陡峭、险峻的山路上艰难攀爬,来换取维持整个家庭生计的二、三十元。他们每个人的背上都压着一座沉重的大山,在这群挑山的人当中,有一个人所背负的比所有人的都要沉重,他就是独臂挑夫何天武。

记者近日专程前往华山采访了何天武,并记录了他一天的生活。在老何住的小屋内,他接受了采访,点燃一只香烟,便开始给我们讲述他的经历。


艰辛的人生
1962年,何天武出生在陕西省汉中市镇巴县长岭镇的一个小山村里。1989年,他的妻子在生下小儿子后便因风湿性心脏病而撒手人寰。留给何天武的只是两个幼小的儿子和12000元的外债。在那个时候,12000元对城市里的一个普通家庭来说都是个天文数字,何况何天武只是一个贫困山区的农民。

开始的时候,何天武只是在村子附近打零工,修路和维护当地火车站的轨道。但工钱太低了。因为他不光要养活两个幼小的孩子和年长的父母,还要偿还巨额的外债。

"我给自己说,必须要出去打工,否则这个家就撑不下去了。我那时侯很相信自己,觉得出去打工一定能挣下钱。哪怕下多大的苦都不要紧,咱是农村人,不怕吃苦。但是当时很穷啊,连出去的路费都没有。我跑了三十里路,上山十五里下山十五里,都没有人肯借给我钱。他们不相信我,他们不相信我出去能挣下钱。"

1990年的时候,何天武在外面打了半年工,但是依旧没有挣下钱,沉重的生活负担压的这位镇巴汉子喘不过气。

"家里都是山地,种地也打不下粮食,我一琢磨这不行啊,靠种地什么时候才能把债还完,能把孩子拉扯大?还得出去。"

1992年3月,把两个孩子托付给父母后,何天武跟着一位老乡去了邻省的一个煤矿,在那里下井干活。那个时候,老何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一定要挣下钱"。在7月30日那天,一位工友有事不能上工,老何决定去顶班。"当时只想着多干点活就能多挣点钱",却不知道灾难已经向他慢慢逼来。

"我们都是下苦的,也不懂,那个绞车的钢丝估计是用的时间长了,磨损了,不知道怎么的就突然断了,猛然一下就把我拉到了顶架上,然后又重重地摔了下来。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两天以后了,就发现自己的一条胳膊没了。"

出事以后,黑心的矿主只给了老何4200元就让他赶紧走人。

"当时我想我这个样子到哪儿会有人要我啊,所以我不愿意走,想叫老板把我留下来,哪怕扫地看门都行。但是老板不答应,让我赶紧拿着钱走,不然就弄了我。矿上出了这种事情人家把你弄了就弄了,家属来也就是给七、八千块钱也就打发了。"老何说的"弄"就是指杀了。"我一想这不行啊,我还得生存下去,家里两个儿子和父母还要靠我养活。丢了一只胳膊但是不能把命也丢了,就拿了那四千二百块钱走了。"

"我把五十和一百的缝在了内裤里头,总共是两千二百块钱。剩下的两千块是十块一张的我装在了包里,结果还没到火车站就被小偷把包划开把钱偷走了。我就觉得出来走到哪都太害怕了,没有一点安全感。出来一次失败一次,关键是我觉得我付出了那么多心血、汗水都没有回报。我那时就只向奔回家了。"

带着失去了一只胳膊的身体和那两千二百元钱,老何又回到了那个贫穷的小山村。

"村子附近有条河,我平时白天睡觉,晚上就出来用锨在那一锨一锨的平地,用了两个月时间平出了一亩多不到二亩地,种了点苞谷。我主要是想通过平地来锻炼一下自己的身体,为以后出去打工做点基础,要不然我这个样子出去肯定没人要。"

然而,就在老何辛辛苦苦种下的玉米快要收获的时候,一场水灾又将这一切毁掉了。不甘心失败的他第二年的时候又在这里继续种了些粮食,但是这一次毁掉希望的是人。

"村子里的人看我在这种地,两边的邻家便东占一块,西占一块,欺负的我实在是干不下去了。"

但是家里的负担却越来越重,两个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已经辍学在家。

"我去找村里领导,意思是我是残疾人,看能不能得到些补贴。因为我知道国家对残疾人有补贴,但是村领导给我说他们要商量商量。然后我又去找县里,县里的人说这事应该由村里处理。"

就这样,老何被当成皮球在村县两级踢来踢去。要强的他暗下决心,一定要靠自己来养活这个家。在这期间,老何曾经开过一段时间的商店,但是来店里的人大多数都是赊帐,商店开了没多长时间就关门了,并且又欠下了一些外债。

于是一些亲戚朋友给老何出主意,让他利用残疾人的身份去乞讨,并且说"那么多四肢健全的人都在乞讨,你一个残疾人去乞讨也没什么。"

"人格要是丢了,买不回来!"老何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

1996年,他在另一个老乡的介绍下又来到了一个金矿,但是结果依旧是挣不下钱。工资要么被拖欠,要么被克扣。

1999年的时候,老何怀揣着二百元钱来到了上海,因为他听说在这里可以挣下钱。

"当时我到上海一看,这城市我肯定能混下去随便都混下去了。当时我抱着最大的希望,至少在这里我能找个适合我干的活,能在这里待下去了。但是没想到去了几个建筑工地都没找下活,我还专门给他们演示了一下,我用锨铲土,一锨一锨地甩过去。但是人家随便找了个借口就把我打发了。"

为了节省开支,老何在上海白天找活,晚上就在路边的绿化带中过夜。由于害怕被警察发现送到收容站,他不得不提心吊胆地躲在冬青树后面。

"后来实在找不下活了我就去了一个残疾人联合会,我没想让他们给我钱什么的,我只想让他们帮我联系一个我力所能及的活来干。但是没想到的是里面的人一见我就挥手给我说'出去、出去'"。

在上海呆了四十多天,遭受了无数白眼和呵斥的老何始终没有找下工作,他有了轻生的念头,想跳到黄浦江里一死了之。但是一想到家人,一想到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他徘徊许久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想给父母尽孝心,但是还没能尽。想给儿子尽义务,也没能尽。要是这样做了上对不起父母,下对不起儿子。"

我是被逼上华山
走投无路的老何在2000年6月14日的时候来到了华山。

"我记得特别清楚,2000年6月14号我到了华山脚下,第二天我就往山上背东西了。当时也害怕啊,哪想到还有这么陡壁绝峭的山峰啊?我是被逼上华山的,不管承负多重的压力,只能走这条路了,再没有别的选择了。"于是他花10元钱办个挑山工的进山证,60元一月的房租在山脚租了间小房。

第一次上华山的老何背了五十斤的货物,交货地是华山北峰。

"特别的累,但是休息也不敢休息,因为一休息腿就发软,只能咬着牙往上走,手把铁链死死地抓着,一步一步往上走。"

当老何把五十斤的货物背上山的时候已经是下午的四点半,他走了整整一天。

"那时货是三毛钱一斤,我那天背了五十斤,挣了十五块钱,虽然特别的累,但是我心里乐滋滋的,高心。十五块钱不多,但是我觉得有希望了,能在这继续干下去了,我觉得自己站起来了。"老何说这话的时候很开心。

第二天老何背了八十斤的货,挣了二十四块钱,比第一天多了九块。

老何告诉记者:"这钱虽然来的辛苦,但是有安全感,心里塌实。把货一交,人家老板给我把票一签,下山就能领现钱,不会拖欠。"

从西山门也就是玉泉院到北峰,游客们要走五、六个小时的路程挑夫们三、四个小时就走完了,一斤货物是三毛钱。如果是到华山最高峰南峰,游客需要走一整天的时间,而挑夫们走六、七个小时就到了,一斤货是四毛钱。

"没过多长时间我就能背一百斤的水泥到西峰了,能挣三十块钱。有时货多的话一天可以背两趟。到两千年九月的时候,华山东西南北中峰我都上去了。"老何一脸的自豪。

来到华山的这半年,老何总共给家里寄去了800元钱。但是由于冬季活少,过年的时侯老何并没有攒下钱。

"过年的时候我没有钱,我跟一个买豆腐的关系好,就跟他借了一百块钱,给家里寄了六十,我自己留了四十块钱过年。我去银行寄钱的时候人家还看不起我,但是我不管这些,我要寄钱回家让家里人过年。"

老何在华山每天平均能挣二、三十块钱,每月要上二十七、八趟山。除去他的房租和生活花销,每月他都要寄二百元回家。农耕播种的时候,他会寄三百元回去让家里买化肥。

华山上总共有3999个台阶,从玉泉院到南峰有十多公里,其间有"华山第一关"五里关,"华山第一险"千尺幢,但是老何就在这样的路上已经整整走了8个年头,走了两千六百多个来回。

2001年的时候,老何辍学在家的12岁的小儿子到华山来看他,天真的孩子被华山险峻的山峰惊呆了,便问他是怎么走上去的,老何回答"我是一步一步走上去的。"

"我给他说我挣钱供他上学,但是当时我没有挣下那么多钱,他要跟我上山,我就带他去了,他还背了一箱方便面,从山上下来后他就哭了,从那以后他好象一下子就懂事了。"

本报记者8月11日去采访何天武的时候,得知他们几个挑夫从今年初开始给山上的一家饭店做固定挑夫,饭店给他们办了乘坐索道缆车的证件,现在他们只用把货物放在缆车上,然后再从北峰背到五云峰就行了。于是记者和他约好第二天早上在北峰索道站会合。

12号早上9点多的时候,老何他们到了索道站,在别的挑夫的帮助下,老何把五十斤盐、一箱二十斤的饮料、一把火钳和一大包卫生筷装进了背篓,这些货物总共有一百二十斤左右。记者试着用手提了一下背篓,但也只是勉强提离地面。而老何要背着这些货物走一公里多的上山路,其中包括七十多度,两侧为悬崖的险道苍龙岭。

走在路上,老何背着的背篓"吱吱呀呀"响个不停,这个背篓老何已经用了四年了。每走一段,老何便要停下来休息一会,他手里那只T型的拐棍放在背后支撑着背篓。天气不是很热,但是老何的汗水仍然不断地流下来,没走多远他的衣服就已经全都湿了。

这时,原本开朗健谈的老何话也不多了,他要注意精力来把握重心。细心的游客发现这个独特的挑夫后在惊讶之余都会打听货物的重量,有的还善意地劝老何少背一点。而老何也不断提醒身边的游客注意安全。在攀爬苍龙岭的时候,老何的身子几乎都要贴在台阶上了。

记者看到,虽然老何情况特殊,但是他背负的重量和行走的速度一点也不比其他挑夫差,一同上路,一同交货。用时大概在一个多小时。交完货后,老何他们便在这个饭店坐下歇息。饭店给他们管一顿中午饭,老何饭量不是很好,只吃了两个馒头夹菜。

"我们以前从北峰把货背到这里(五云峰)是两毛钱一斤,7月1号的时候我在这饭店门口遇到七、八个人,其中一个问我背一斤多钱,我也不认识他们,就跟他说了,他说这确实是有点低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省上领导。然后7月3号的时候我们的工钱就每斤涨了一毛,现在是三毛一斤了。"

"你莫非想当暴发户?"
老何告诉本报记者,2004年,一位游客贾先生(老何至始至终都给记者强调是贾老师,在老何心里,"老师"是个很崇高的称呼)来华山游玩的时候偶遇了他,了解了老何的情况后很受感动,于是就把他的照片和故事发到了网上。引起了一些网友和媒体的关注。

陕西电视台,凤凰卫视,北京电视台,四川卫视,上海电视台,新京报,华商报,落杉基时报等媒体相继对他做了报道。

"我开始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很紧张,说话还打官腔,于是就喝了两瓶老白干,这才慢慢才放松下来。"老何有些不好意思。

凤凰卫视的《冷暖人生》在2006年5月30日播出了老何和其他挑夫的节目。反响很大,收视率当天在电视台排第三,热线电话几乎要被观众打爆了。很多人为他面对艰难困苦所表现出的勇气深深震撼,一些读者还在网上发帖称赞"何天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男人、伟丈夫。"并表示要解囊资助老何。

其实在凤凰卫视采访老何的时候,他就已经得了比较严重的疝气。节目播出后,北京某著名医院立即表示愿免费为老何治疗。在北京治疗期间,老何又接受了一些媒体的采访。

2007年4月,《冷暖人生》凭着《独臂挑夫何天武》这期节目在美国芝加哥电影节上获得了"美国芝加哥电影节电视记录片艺术与人文贡献银雨果奖。"

当本报记者把这个消息告诉老何的时候,他说他还不知道呢。"那些记者老师都是有身份的人,都忙,我也不好意思给人家打电话。"

"社会上有很多好心人都帮助了我,我现在已经把外债还完了,大儿子已经成家了,小儿子在好心人的帮助下现在在广东一个学校学模具加工。"

老何的小儿子辍学后曾经在一个煤矿里打工,那时才16岁。西安铁路信号厂一位李先生专门打电话过问了此事,责备老何"你已经在矿上吃了亏,怎么还敢让儿子去那种地方干活"。然后就帮老何给小儿子联系了一个学校。

"也有很多好心人要给我介绍工作,但是我不好意思去啊,我没什么文化,去了万一干不了活多不好,还给人家添麻烦。社会上那么多好心人关心我,我不能对不起他们,我只有在这好好干活,尽量少麻烦大家。"
但是老何也有他的烦心事,"凤凰卫视的《冷暖人生》播出以后,06年7月30号那天,华山旅游公司的一个人就来找我,他说电视上把我的节目放了,肯定会有好心人给我捐钱,他说要把我的身份证号抄去给我到银行办个帐号。过后我想想这事情有点不对头,就给凤凰卫视的制片人朱卫民老师打了个电话,朱老师叫我去别的银行另外开了个帐号。然后过了几天那个旅游公司的人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莫非要当暴发户?我给你办的帐号你为什么不用?为什么要自己去办个帐号?'然后又过了没多长时间,这里的出租车司机、一起干活的挑夫都问我'人家给你寄了五万美金和十万港币,你都发了怎么还在这下苦啊?'"说起这事老何很无奈,"我确实是没有收到嘛,好心人给我捐的钱我一笔一笔都记在本子上的,花在哪里我也记着呢。"
和两年前电视里的老何相比,现在他看上去似乎精神了许多,但是头发却有些稀疏了,接受我们的采访时也不怎么紧张了,他几乎是一直微笑着给我们讲述他的经历,平淡的就像是在讲一个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故事。
"四川地震以后,我看别人都在捐钱,我就给我父亲说我这月不给家里寄钱了,给灾区捐200元,我父亲很支持我这个决定。我有困难了社会上那么多好心人都帮助我,我没多大能力回报他们,捐200元钱就当是个心意吧。"
老何说他准备在华山再干上十年,然后回家好好孝敬父母。
"我喜欢华山,我登上山峰的时候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我心里真的好舒畅,我愿意在这里呆下去,因为华山接纳了我,我的付出有了回报!"
读完这个故事后,我想到了另外一个讲述中国男人的故事《盲井》,这个电影是王宝强主演的,这个角色是王宝强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冯小刚导演正是在这部电影中看了王宝强的表现,决定让他演《天下无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