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有时候人在关键时刻走对了一步，会影响一辈子的命运。
今天是我从郑州来到北京的10年纪念日，仅以此文谢谢在我初来北京时信任我帮助过我的北京朋友，和一位陕西的小伙子。
丁磊：1995年，我选择来到了广州
1995年，我辞掉宁波邮电局的工作，乘飞机到了广州。我记得当时的机票要一千多，远比我在宁波邮电局一个月的工资高。此前，Sybase就主动找过我，要我去做工程师，因为自1993年毕业后我在国企呆的两年时间里，业务上虽然很清闲，但我没停过学习，我在unix和数据库方面很突出，而既懂电信业务也懂操作系统的人，在华南地区并不多。
（那时，老花也是既懂电信业务也懂操作系统的人。老花曾是用户程控交换机的维修高手，有单位的用户程控交换机出故障了，电信局的人没招，外企办事处的上海工程师有时也不行，老花基本上能搞定；unix是老花自学的，当时证券交易中心的电脑网络系统用的就是unix和Sybase。有一个事情很有意思，我的一个同事是国防科大毕业的，是电脑编程高手。一次，一个券商自营机构让他帮忙编了一个股票买卖程序，是关于"洛阳玻璃"的。这个同事很奇怪，问我怎么买卖洛阳玻璃这么神，我回答说，洛阳玻璃的买卖程序不是你编的吗？）
我决定离开体制内的国有企业的时候，家里对我的决定并没有太热烈的反映，没有支持也没有反对。1995年，我已经在宁波邮电局做了两年，工作节奏比较散漫。一张宁波日报就一张纸，很多期刊都是月刊，那时候的电脑也不能上网。唯一能干的事情是把交换机的事情搞搞清楚。那时候月工资800块，住在单位的宿舍，想花钱也没地方花，也从来没有感觉到钱不够花。
（老花那时喜欢打羽毛球和下象棋。一次参加春节棋赛，首轮就遇上上届冠军。刚开棋的时候，冠军问我："你会下棋吗？把棋都摆错了"。我故意的问："哪摆错了？""马和象的位置摆错了，不会下棋，还来参加这种级别的比赛，你也太幽默了不是"。很明显，开局时那个骄傲的家伙轻敌，而此时的我其实已经背熟了7、8本棋谱，此局报了冷门。后来，我写了一本书，书名叫《猎庄狐狸》。）
当时我觉得没有什么大的成长空间，最多评一个先进工作者，对我这样比较有专业能力的人来说是一种悲哀。决定跳出来，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工作没意思，第二是因为互联网的前景很好，第三是我这样的技术人才，出来到南方，随便都可以挣几千块一个月。
（老花当时也是这样想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想法，这可能是因为老花比丁磊大几岁。那时，丁磊还是小屁孩，可能还不懂什么叫爱情。）
像我们这一批大学生，1993年毕业的时候没什么太多选择：1、被分配到国家单位，2、考研，3、出国留学。于是，我的很多同学被分配到军事部门。像我们今天的神七上天，都有我同学参与。也有些分配到南京的熊猫电子厂，从军工专业到做民用产品。
（熊猫电子厂我实习的时候去过。考研却从来没有想过，上大学时已经感觉上学上够了，特别是我上的那个破南邮，特别没意思。大三时最重要的专业主课是"纵横制交换机"，结果毕业的第一年这种设备在中国就淘汰了，可见学校和老师的水平之差。不过，那时老花也没想到今日能够登上清华北大的讲台，其中在清华经管学院讲课时，听课的学生中还有中央候补委员。）
那时候想去深圳的企业很困难。而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宁波市邮电局，是很不错的工作。刚进去第一个月80块钱的工资，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因为所有进来的大学生都是拿80块钱。一切都像是安排好的。"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玩，没有钱的概念。只有在有了女儿之后，才有了赚钱的冲动）
在我大学毕业的前一年，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和十四大让我热血沸腾。那时候学校是要组织学习南巡讲话和十四大精神的，还要考试。我觉得这是一个信号，可以下海。中国这个社会可以给有能力的人一个机会。
（我年轻时下海的机会挺多的，也有优势，如果早下海可能会更早的赚到钱。但老花胸无大志，或者天性是技术性人员，有好机会不会用。但也许正是这样，有些时候赢得了一些朋友，并且错过了犯大错的机会）
于是，在厌倦了国有企业的工作之后，我来到了广州。
（我工作过的那几个国企，一直就没有停止过"路线斗争"。一次，我感觉到路线斗争可能会伤到我时，找了几个同是技术干部的同事一起吃饭，饭间大家结盟，如果其中一人被欺负，其他人一起援助。我们这几个技术干部的优势是自己都控制着一组关键机器设备和图纸，想让它出故障别人又不好修是轻而一举的事情。原来，我特别不擅长人际关系，但是社会挺复杂的，一位懂政治的朋友提醒了我："结交一定的社会资源，垄断一些专业技术，并不是想干什么欺负人，而是不让坏人欺负你自己"）
那时的广州，虽然比起今天的广州，面积上要小得多，但地位却远不是今天的广州相比的，当时一个内地人到了广州，那种强烈的新鲜感，好比今天的内地人第一次看到香港。她完全是一个另外的世界，与内地城市相比，它是一个很现代很开放也很务实的国际化都市。在这里，你听到人们说的是粤语、唱的是粤语歌，电视看的是香港台，报纸有繁体字的大公报，出租车也是港式的红色。因为亚热带的原因，这个城市永远是绿色的，看上去永远生机勃勃。最重要的，是这个城市的人们的神情、节奏完全与内地不一样，整个社会的服务水平和服务意识，也完全是内地无法想象的。
（我刚到广州的时候，住在天河，星期天专门去过一次天鹅大酒店，当时全国的五家五星级酒店之一。在广州，第一次去歌厅听歌，听的是"无言的结局"和"再回首"。）
那真是一个广州热火朝天的时代，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最新的资讯，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机会，大家都相信个人只要肯奋斗，都能获得成功。
（那个时候，知道一个特别好的股票，自己没钱买。如果告诉朋友这个股票特别好，买了会赚钱，也没人会相信你）
我在广州最好的时代来到了这个城市，她给了我意想不到的收获，要我一辈子都对这个城市有特殊的感情。
（我对广州的印象也很好，珠海也很不错）
到广州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一间外企，当时我缺少社会经验，想通过这个过渡的跳板熟悉一下外企的管理方式，它确实给我留下了与内地完全不同的印象，很人性化，没有论资排辈，尊重也鼓励个人的才能。
（我打工当操盘手时也是比较顺的，除了炒股票，领导安排了专门的人照顾我的生活。公司有夜总会，老总给了我娱乐消费卡，说干什么都可以，"干坏事"也不要钱，可是我除了会炒股票，喜欢打球，"干坏事"不会干啊！当时领导说干坏事也不懂什么意思，还以为看毛片呢，那不是自己折磨自己吗？我才不干呢！）
我一到广州就花了1万2千元买了台电脑，这笔钱基本上是在宁波两年所有的积蓄。当时没有互联网，我也不玩电脑游戏，电脑就主要用来学习。那时候有光盘，没有vcd的碟片，只能拿电脑来看文档，学习一些软件，电脑城可以买到很多盗版的软件，可以自己去尝试。
（那时候，玩电脑游戏比较多，大航海时代，三国志，红色警报，仙剑奇侠传，挖地雷，俄罗斯方块，超级玛莉）
我最开始住在南方医院附近，是公司租的一个套间，我住其中一个。当时自己不用花房租。一个人住的时候比较多，偶尔才会有公司来出差的同事借住。
我与外人交往不多。我在广州有同学，但联系不多，因为我觉得我在广州的生活很忙碌很充实，广州离香港近，每天有新的信息，新的思想，和世界最发达的地方是没有时间差的。
平时在下班后，我基本上是在电脑前或看看电视。在广州能看到4个香港台，而中央台当时好像只有两套节目，我主要是看明珠台，看的过程中，也能提高英语。我记得明珠台9点半之前还有连续剧，当时我最喜欢看《x档案》，很过瘾。看看电视，是我在广州比较重要的夜生活。
南方医院的交通并不方便，每天要坐中巴，早上7点半出门，要坐1个小时的中巴才到公司。有一次钱包差点在中巴车上被偷掉，后来我搬到了淘金路，月租是1千或1千2，这里离公司近，以后我每天就可以走路上班了。
我记得第一个月的收入是4千，是以前的好几倍，但在当时广州的外企，甚至还算是偏低的，而且在1995年，广州的物价很高，我记得晚上出去，有些酒吧一瓶啤酒都要卖到40块。
当时，广州一个给我印象深刻的现象是，在邓小平南巡之后，广州很多年轻人都成了小老板，我认识些在电脑城卖设备什么的朋友，没受过什么教育，也都有百万资产。我一点不嫉妒，也没什么不平衡的，因为我觉得没有理由比他们差，我自己受了4年高等教育，有2年专业工作经验，有技术专长，相信自己能成功。
（我那时候认识的千万富翁，几乎都没有什么文凭。中国大学教育的功能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基础科学传承，第二个是培养奴才）
当时，广州就是这样一个给人希望的城市。
因为我在电信局工作过，对电信的业务很了解，当时宾馆的程控交换机开始流行，一个打出的电话用这个设备计费，当时各个宾馆都需要交换机计费软件。我一直在这个领域里接活，第一笔就挣了几万块，当时买交换机的人太多了。
可以说，如果我没有当时在这些业务上资金和经验技术上的积累，就没有今天的网易。当时，在这些项目上，一共赚了多少钱我已经不记得了，但基本上我后来创办网易的钱，都来自为酒店写程控交换机的计费软件的积累。
（我当时给别人修程控交换机没有要过钱，主要酬谢是吃饭，积累了一些朋友关系。去证券公司工作的时候，就是因为给证券公司的上级单位修过机器）
我1995年从宁波到广州时，最大的梦想就是想做个小老板，做自己擅长，喜欢的事情。公司不要大，也就有个二三十人的小公司。而之后我是没办法才被逼到把企业做大，拿了别人的投资，就希望上市，上市就拿到了更多的钱，那就必须对股东的投资负责。这才有了现在的网易。
今天，如果有人问我，毕业后该怎么做，我不建议他创业，我会建议他到北京、上海，或者广州深圳，现在北京上海的资金、机会可能比广州深圳还多。
但如果时光倒流，有人问我，在1997年以前，他毕业后该去哪里，我一定会告诉他，广州、深圳。
现在的人，可能对1997年之前的广州缺乏了解。其实，我们只要回过头来看，今天民族产业响当当的品牌，像华为、中兴、万科、美的、TCL等等，几乎都是同时在一个地方崛起的。不难想象，当时真正具备了聚合资金、信息、机会的制度保障的城市，只有广州和深圳。
毕业10年的时候我和电子科技大学的老同学聚会过一次，只有一两个像我这样跳出体制外。而我命运的改变，则是无意中在1995年这个正确的时刻，选择来到了广州。
（而老花命运的改变，则是无意中在1999年这个正确的时刻，选择来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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