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曾愿携旧部回归大陆

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国共两党曾经有过三次高规格的秘密和谈，中央政府以极大诚意希望能够达成和平统一，渴望中华统一的卓越之士往来两岸之间……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朝鲜战争交战各方达成停战协议，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又签订了越南停火协议，使一度紧张的国际形势有所缓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开始致力于大陆的建设。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的台湾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1955年5月，周恩来明确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毛泽东也表示，我们跟台湾要"和为贵"。这些变化对国共对峙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些参加过国共谈判的人士都认为，新一轮的国共两党谈判一定会到来。
　　1949年参加过北平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代表章士钊更是激动不已，向周恩来主动请缨去香港，找他滞留在香港的国民党旧故，去向蒋介石做工作，争取实现国共谈判。
　　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意了章士钊的请求。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交章士钊带到香港，通过关系转交给蒋介石。
　　在信中，中共中央主张国共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两岸统一的四条具体办法。
　　1956年春，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身负重任来到香港，会见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
　　许孝炎知道事情重大，即从香港飞往台北，亲手将中共中央的信交给蒋介石，并将他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作了报告。蒋介石听后，再展开信件，反复看了几遍，长时间沉默无语。
　　蒋介石经过一年的认真考虑之后，于1957年初突然召许孝炎回台北，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蒋介石说："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到北京一行，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并让许孝炎推荐人选。
　　许孝炎考虑再三，提出3个人选。蒋介石反复权衡后，选中了宋宜山，派他到北京打听虚实。宋宜山是蒋的学生，曾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对蒋介石来说比较可靠。
　　1957年4月，宋宜山经香港、广州，乘火车抵北京。不久，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出面与宋宜山商谈，李维汉提出了中共关于合作的四项具体条件：（1）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2）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3）台湾地区的政权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士参与，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4）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
　　宋宜山回到香港后，写了一篇1万多字的报告交给蒋介石。
　　由于宋宜山的报告对大陆的成就颇多赞扬之词，蒋介石大为不悦。再加上大陆此时已开始了"反右"斗争，蒋介石认为国共谈判的时机并不成熟，从而中止了进一步接触。

1956年7月，当章士钊受中共中央委托，从北京到香港为国共和谈穿针引线的时候，另一个神秘人物也担负着同样使命从香港来到北京，这个神秘人物就是曹聚仁。
　　曹聚仁是旧中国颇负盛名的文人，与国共两党的高层人物有很深的交情。
　　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曹聚仁。
　　在谈到蒋介石的时候，毛泽东肯定了蒋介石在某些历史时期的作用，并表示了他准备再次与蒋介石握手的想法。
　　与毛泽东的谈话，使曹聚仁对和谈前景充满希望。回到香港后，他立即将详细情况转告国民党方面。
　　不久，台湾传来指令，让曹聚仁再去大陆一趟，主要任务是到浙江奉化，看看蒋氏祖坟。
　　1957年5月，曹聚仁第二次返回大陆，赶往浙江。在奉化溪口镇，他在蒋介石寓居过的丰镐房和蒋经国住过的文昌阁仔细看了很久。同时还代表蒋氏父子到蒋母的墓园扫墓。所到之处，曹聚仁都一一拍摄了照片。
　　回到香港后，曹聚仁立即向蒋经国通报了大陆之行的情况，并寄去了他在溪口拍摄的照片。在另一封信中，他还谈了自己对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看法。
　　国民党方面对再次谈判采取了一种既不让曹聚仁放弃，又不具体表态的态度，一拖就是几年。
　　1965年，当国民党二号人物李宗仁回到大陆并受到热烈欢迎的时候，蒋介石父子也展开了行动。
　　蒋介石很快在自己的官邸，由蒋经国陪同，接见了曹聚仁，并在极秘密状态下开始谈话。
　　整个谈话自始至终只有他们3个人。开始由曹聚仁介绍中共方面的条件，然后逐条讨论、商谈，蒋氏父子也不断提出自己的意见。经过几次讨论，很快达成6项共识，其主要内容为:
　　一、蒋介石携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意即台湾最高长官在中国大陆的起居与办公之地)。
　　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洽商。
　　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按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
曹聚仁与蒋氏父子在谈妥了这6项条件后，立即返回香港，将谈判情况及6项条件报告给了中国共产党。
　　然而，此事正在进行之际，1966年，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风浪也波及台湾，蒋介石对国共重开谈判产生了疑虑，从而改变了主意。这样，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之事又一次搁浅。


　　上世纪70年代初，国民党代表被赶出联合国，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中日关系的改善，这些重大事件使台湾的处境急转直下，形势对大陆十分有利。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又把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仍然需要一个在两方面都说得上话的人居中联络。由于曹聚仁已于1972年病逝，这方面的人选一下子成了空白。于是，90岁高龄的章士钊再度请缨赴港与国民党方面联络。
　　1973年5月，章士钊启程赴港，到香港后不到一个月，因频繁的活动，过度的兴奋及对香港气候的不适，加之年事已高，到6月下旬便一病不起，7月1日章士钊病逝。
　　章士钊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他在香港的活动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中国共产党多次发出和谈建议和邀请，也出于对台湾的前途的考虑，蒋介石又动了与中共重开谈判的念头。
　　1975年春节期间，蒋介石将这一使命交给了抗战前曾主持过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陈立夫接受任务后，即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
　　也许是蒋介石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也许是陈立夫心情迫切，在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回音的情况下，陈立夫便写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他在文章中殷切欢迎毛泽东或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
　　然而，国共两党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能够看到国共再次合作局面的出现。蒋介石在此之后不久，于1975年4月去世。一年半之后，毛泽东也与世长辞。历史留下了遗憾.